梵蒂岡在白羅斯總主教辭職中的套路

梵蒂岡1月4日發出公告說，教宗接受白羅斯明斯克總教區的孔德魯謝維茨總主教（Tadeusz Kondrusiewicz）辭職。據梵蒂岡新聞網說，孔德魯謝維茨是按照《天主教法典》第401條1項的要求提出辭呈：即「年滿75歲的教區主教，請向教宗辭職，教宗在審量一切情況後，自作安排」。

總主教於1月3日剛好75歲生日，換言之，是到齡退休，而根據法典規定辭職，此舉在表面上很正常。然而，教廷同時委任同樣是75歲的輔理主教維利科西耶萊克（Kazimierz Wielikosielec）作為宗座署理。既然是因75歲就要退休，卻找一位同齡者去頂替位置，為何不乾脆讓孔德魯謝維茨暫時繼續帶領教區？因此孔德魯謝維茨辭職一事，就顯得不那麼正常，不能單以法典規條的前半句規定來解讀，更要玩味的是後半句：「審量一切情況」。

回顧一下近半年發生在孔德魯謝維茨身上的事：他於去年（2020）8月到波蘭外訪後，被白羅斯政府拒諸國門外，有家歸不得。僵局直至教宗於12月17日派出特使到訪白羅斯與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會面才打破，五天後由教廷駐白羅斯的新任大使尤安泰總主教（Ante Jozic）宣佈，得到該國主管機關的消息，總主教「不再有返回白羅斯共和國境內的障礙」，可以與信眾共度聖誕。顯然，教宗特使與總統這次的會面是達成了某種交易，孔德魯謝維茨總主教才可以回國。在孔德魯謝維茨回國才兩周，便巧合地宣佈退休這事件上，不難看到梵蒂岡在歷史上經常出現的相似套路。

首先，當年匈牙利的敏真諦樞機（József Mindszenty）就是一例。在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時，敏真諦從終身監禁的判刑中獲釋，但翌月蘇聯派兵入侵，讓共產政權再掌權後，他便逃進美國領事館，一住便十五年，期間教廷曾數次要求他離開，被他拒絕。1971年，梵蒂岡、匈牙利和美國三方協商之下，教宗保祿六世作出妥協，宣佈敏真諦是「歷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撤去其政敵的絕罰令；而匈牙利則讓他離開流亡西方。敏真諦在梵蒂岡暫住兩個月之後，便遷居到奧地利的維也納，直至終老。原因是羅馬建議他辭去匈牙利天主教會首席主教的職位，以換取羅馬支持他的回憶錄不經審查出版。敏真諦不同意此舉，亦從此不再踏足梵蒂岡。為緩和與鐵幕國家的關係及在匈牙利成立四個新教區，教宗於1974年宣佈匈牙利首席主教之位「懸空」。

回看國內，從八九十年代至今，不乏類似的套路發生在地下教會團體的主教身上，只不過交易內容有所不同，不是流亡國外，而是從地下「轉正」獲得政府承認，便旋即退休。最近期、最明顯也最難看的例子之一，要算是汕頭教區。中梵自2014年恢復密切對話，並於2018年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秘密協議後，汕頭教區於2019年1月22日舉行了一場可笑的榮休彌撒，因為作為主角的莊建堅老主教沒有出現。這台彌撒視為政府總算承認莊主教的存在，但同時退休了，由得到教廷寬免的原非法主教黃炳章接任，使教區的繼承傳統得以延續。這會是中方單方面的操作嗎？雙方都已經開始定期對話，當然不是；如果教廷不同意，一定會抗議。而事實是，切利總主教（Claudio Celli）在2017年代表教廷到北京勸說莊主教讓位給黃炳章。雖然當時教廷的各路打手矢口否認，但紙包不住火，歷史的發展還是把真相告訴了我們。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國內被關押最久也最老的蘇志民主教。幾前年傳聞香港教會有人聲稱知道蘇主教關押的地點，並聲稱能把他撈出來，卻一直只聞樓梯響而沒人來。然而，另有傳聞說，蘇主教其實心裡很清楚，只要他答應出來，等著他的下一步就是宣佈他榮休。梵蒂岡的無情，相信是他情願牢底坐穿的原因，也使得中梵兩方束手無策。這裡不是鼓吹主教擁著權力不放，而是梵蒂岡極度著重神職人員聽命，卻對為信仰付出的主教沒有半點尊嚴的對待。

如果孔德魯謝維茨總主教知道新任教廷駐白羅斯的大使是曾經在香港為中國教會的非官方使團工作，尤大使的任命公佈之日，就應該預計到自己的下場。這裡倒不是說是尤總主教促成他的退休，而是說，我們從他服務的前一個國家的教會所發生的個案，就不難想到類似的終局。事實上，在鐵幕年代講求妥協的「東方政策」的重要推手是教廷國務卿卡薩羅尼樞機（Agostino Casaroli），而現在主導中國政策的現任國務卿帕羅林樞機（Pietro Parolin）和切利總主教，都是他的徒子徒孫，處理中國教會地下主教的套路，自有恩師之風。